突然听闻周明老师远去了。一时竟不敢相信，就在前几月夏初，我与两位朋友还去他家看望了他，这位年过九旬的著名编辑家、散文家笑容满面，虽有些颤颤巍巍，但思路清晰，谈吐依然风趣。
我们坐在他家古香古色的沙发上，聊了好一阵，周明老师记忆力超凡，多少年前的事如数家珍。人们都说他是当代文坛的百科全书，从改革开放到如今，周明老师以他的编辑、创作及组织的文学实践，见证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，倾力帮助和提携了一批批文学人，在他的鼎力支持下，成名成家者大有人在，更有许多基层作者，对他念念不忘。
前些年，我要去采访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，准备撰写一篇有关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”的长篇报告文学，感觉很有难度，周明老师得知以后，给了我很多鼓励，并说起当年与徐迟一起走进科学院的经历。他在《人民文学》编辑工作期间，曾陪同徐迟多次采访数学家陈景润，并与这位很少与人交往的数学家成了好朋友。徐迟因此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那仿佛是科学春天的报春鸟，唤来了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时代风尚。陈景润成为执着探索的科学家典型，徐迟老师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拥戴，而始终甘当园丁的周明老师完成了这部作品的编辑，只是默默地微笑着，从没有邀功请赏。
展开剩余78%那不久之后，周明又一次陪同徐迟前往云南采访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。他说当时行程抓得非常紧，蔡希陶已经得了重病，周明和徐迟日夜兼程，先是赶到昆明医院里采访，接着又奔赴西双版纳，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住了好些天，跟那些曾与蔡希陶并肩劳动的技术员、工人、农民深入交谈，徐迟最后写出了报告文学《生命之树常青》。
叶梅（左二）、周明（左三）和文友们
听周明说到这些经历，我十分感慨。徐迟长期生活在武汉，工作单位在湖北作协，当年我在湖北写作时，亲身感受过他对年轻一代作者的提携，他为我们讲过课，还把他的著作亲笔签名赠与我们。其中那本厚厚的报告文学集《生命之树常青》，一直被我珍藏着。
周明老师笑呵呵地说，文学应该多走进科学，你好好写。
我听了他的话，走进完全陌生的领域，采访那些物理学家，琢磨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，有时候会觉得有一双目光正在温暖地注视着这一切，那些陌生晦涩悄然之间就不觉间变得明亮起来。后来我几经周折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对撞》，又再版为《粲然》，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前夕，周明老师读了我的书稿，欣然写下了一篇短文，给予了鼓励。我从短文中摘下了一段，请编辑放在了这本书的封底：“在中国，最为著名的科学对撞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，创建和研究云集了几代著名科学家，神奇奥妙，众星粲然，要用文学书写它，描绘它，表现它，谈何容易，然而，作家叶梅却以坚忍不拔的攻关精神完成了这部真实、真情、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。构思精巧，语言凝练，可读性强，是一部难得的反映科技强国的好作品。”
而今这本《粲然》就在我面前的书柜里，每当我看到它时，就仿佛看到了周明老师乐呵呵的笑脸，听到他那些总在激励人的话。是的，他总在激励人，不管是来自全国各地哪里的城市或乡村，只要是来谈文学，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，热心地给人指点，乐此不疲。他曾经同时担任中国散文学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副会长，因为这两个学会，他都是创始人之一。他搭建的这些平台，为的就是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基层作者托举到文坛上，让他们写出更好的作品。
周明（左二）在中国散文学会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
我走进散文学会的队伍，也是受了周明老师的召唤，在他的动员下，我和学会的文友们也总在琢磨如何壮大中国散文家队伍，并推出一批批新的佳作。周明老师有一次拿给我一叠复印的信件，那是冰心老人给他的亲笔信，约他到家里商谈，如何扶持奖掖散文优秀作品。周明老师描述说，冰心老人从自家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递给他，说这是她这些年的工资积攒的钱，叫学会拿去设一个奖。周明老师当时说，我们怎能拿您的工资呢？但冰心老人很坚持，事后还是动用了存折的一部分钱，并同时得到社会的一些资助，由此顺利进行了第一届“冰心散文奖”的评选和颁奖。这前后的事务性工作，都是周明老师一手操办的。“冰心散文奖”从第一届到如今的第十一届，先后评选出了几百位当代散文家的优秀作品。周明老师一直在操心张罗，就跟当年陪同徐迟一样，他助力这些与他并不相熟的作家们，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周明老师一直是健康的，我们都常常跟他开玩笑，说他是文坛的不老松，几年前他大步流星，声音洪亮，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。有一次来散文学会坐着，正聊着天，他突然站起来往外走，好半天也没见回来，都以为他回家去了，说怎么招呼都没打呢？但半个小时以后，他拿着一本《人民文学》又走进门来，笑呵呵地说叶梅，前天我看这期刊物上有你的作品，我去文学馆把它拿了来送给你。平时给他的邮件都是寄往现代文学馆的，门房给他存在那里，他总是自己去拿。我听了好生惊讶，从学会到文学馆，年轻人脚快也得走十多分钟，年事已高的周明老师却不声不响地走去，专门取了这本刊物来，真让人心里感动。本来我早已收到杂志社寄的样刊，但我没再说，我从他手里接过这本刊物，只觉沉甸甸的，就像周老师做人做事的情义，厚重又温暖。
但不知从什么时候，他突然就老了，腰佝偻着，再也直不起来，再没有以往的大步流星，但他仍然笑呵呵的，脸上看不出半点沮丧。那次去他家看望，也没有提前打招呼，已是中午时分，他夫人雪峰给他专门做的一小碗红烧肉，一碗蛋羹和几片青菜，说他能吃完。周老师点头，说我胃口还好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我给他照了一张相，他还是那样笑着，面前蹲着一只花猫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屋子里亮亮的。
仿佛那就是昨天的情景，但周老师真的已经走了。我和散文学会的人都非常难过，而我想起徐迟老师在他的陪同下写出的文章《生命之树长青》。我后来也去到过西双版纳植物园，见到植物学家蔡希陶带人拓荒种植，从三间茅草屋到苗圃，再到试验地标本馆，在勐仑坝子葫芦岛上建成的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。当年蔡希陶与徐迟、周明，三位智者曾在那里相逢交谈，共同倾注对绿色及生命的深刻认知。如今他们虽然都已离去了，但周明和徐迟亲手培育的文学之树就如蔡希陶栽种的那一排排琼棕、贝叶棕、木荷、珙桐、龙血树一样，在这广袤的天地之间青枝绿叶，繁茂旺盛，它们延续着智者的生命，把无边的蓬勃伸展到人间。
于是我相信，周明老师的智慧之树、文学之树、生命之树也会年年常青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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